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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近代史

清代的捐班

FT中文網專欄作家朱維錚:賣官在中國是古已有之。「捐」來的官員不可能成為清官廉吏,因為其官職來自他對朝廷的「經費」貢獻多少。道光帝承認捐班不好,無非在作自我辯護,完全迴避賣官是公開的納賄制度,而禍首正是皇帝本人。

賣官在中國也是古已有之。例如政治史家總好歌頌的西漢「文景之治」,那治法的一個表徵,就是一再頒布「賣爵令」,凡向朝廷捐獻糧食的富民,「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見《漢書》食貨志上)。相傳曾經孔子修訂的今文《尚書》,已說虞舜便規定「金作贖刑」,官員有罪可以罰金贖減,可見賣爵與用錢贖罪早就是官員的特權。問題是沒錢就沒法享受特權。公元前一世紀初,堪稱「中國史學之父」的司馬遷,因為替李陵在征匈奴戰爭中失敗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漢武帝認為是譏刺他命將不當,下獄判死刑,卻家貧沒錢贖罪,被迫接受腐刑即以斷子絕孫為代價,得以活下來完成巨著《史記》,便是反例。那以後的中世紀列朝的體制腐敗史,套句古話,就是「史不絕書」。然而自兩漢到元明,儘管沒有一個帝國不是被政治腐敗搞垮,但作為政治腐敗的體制性痼疾之一,即專制君主經手賣官鬻爵,並在帝國大一統全過程的九世十帝在位期間愈演愈烈,唯有滿清帝國可見。

我對這個史實初具印象,來自半個多世紀前初版的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五諸冊。那時我才入大學習史,而鄧之誠已被看作史界「骨董」。猶憶其書被中國通史諸師指定參考,理由無非是它抄撮史料尚簡要。當年我對鄧著明清史部分那六冊也通讀一過,對其述及滿清順康雍乾四朝史料印象頗深。

不忘的史例便有興捐納。鄧之誠的表述照例僅寥寥數語:「清代弊政,捐納為最。然一代不改,《會典》中一字不提,蓋諱言之。」(氏著《中華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一分冊,頁88,中華書局重印本,1983。)以下便抄撮史料,並附康熙捐敘事例、雍乾以後實官捐納事例二簡表。

在鄧著以前,許大齡便有專著《清代捐納制度》,但失於簡,缺乏史例。在鄧著以後,清史論著述及滿清這一弊政,不是含糊其辭,便是輕描淡寫,甚至索性不提。尤其是建國以後的所謂近代史研究,據我寡聞所及,這個論題似乎總置諸論者度外。

考諸前揭《道咸宦海見聞錄》,清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1849年12月18日),即死後廟號宣宗、謚稱成皇帝的滿清入關後第六代大君駕崩兩個多月前,這個皇帝「召對」調授貴州布政使(未到任即改授甘藩)張集馨的談話,有這樣一段最高指示:「第用人不可預存成見。登仕籍者只四樣,滿、漢、科甲、捐班而已。何途沒有人才?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我既說捐班不好,何以又準開捐?」然後張氏緊接著記道:「上拍手嘆息曰:『無奈經費無所出,部臣既經奏準,伊等請訓時,何能叫他不去?這不是騙人麼!'」(前揭書,頁119-120。)

按照道光帝的說法,捐班是滿清文官的四大資源之一。捐班的官員唯知「將本求利」。捐班官員不可能成為清官廉吏。捐班官員是否授予實缺只看他對朝廷「經費」貢獻多少。捐班官員授缺及官職大小早有祖宗相傳的成例,「何能叫他不去」?於是皇帝明知「捐班不好」,仍然照準開捐,仍然照舊「騙人」。—如龔自珍早在鴉片戰爭前多年就抨擊的,借口財政困難而「開捐例」,「譬如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西域置行省議》,《定庵文集》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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