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製藥研發需要大力合作

反思新冠肺炎大流行得到的所有教訓中，有一點可能將持續存在。該行業以一種出人意料的不同尋常的方式取得了顯著成功：合作。

生物製藥通常的藥物開發過程涉及一系列角色轉變 - 從處於發現階段和臨牀試驗的研究科學家，到爲商業化奠定基礎的經銷商和監管者。但過去一年在研發領域 (R&D) 發生的這種合作非常罕見。

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准入 (COVAX) 是一項旨在確保公平獲得疫苗的倡議，它將 190 個經濟體聚集在一起，以加強免疫接種。1那些不會有交集或通常是競爭關係的行業營運商也表示，當時機需要時，他們將攜手共同努力：Pfizer 和 BioNTech、AstraZeneca 和牛津大學、Sanofi 和 GlaxoSmithKline (GSK)。

現在，該行業需要繼續保持這一勢頭，並確保這一充滿活力的研發生態系統得以延續。但是還有一些工作要做。Cytiva 全球生物製藥彈性指數的結果顯示，研發生態系統的表現欠佳 - 這是一個急需關注的領域。

圖表 1: 全球研發生態系統是一個急需關注的領域

2020 年表明，各機構確實願意共同努力抗擊新冠肺炎，但更廣泛的情況表明，夥伴關係在其他地方仍然是一個挑戰。

儘管 44% 的受訪者認爲，傳統制藥和生物製藥公司都有廣泛的合作和開放的創新文化，但只有 34% 的人認爲民營公司也是如此，32% 的人認爲學術機構具有相同的文化，不到 30% 的人認爲合同研究組織和政府智庫也是如此。

這種東拼西湊的合作文化讓許多人很難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只有一小部分製藥公司的高階主管表示，在研發領域與私人公司 (25%)、政府智庫 (14%) 和合同研究機構 (14%) 合作並不困難。

圖表 2: 人均國民總收入較低的國家更有可能難以獲得人才

在接受調查的 20 個國家中，許多人均國民總收入 (GNI) 相對較高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澳洲、日本和義大利，低於一些人均 GNI 較低的國家，例如俄羅斯、中國、印度和南韓。這表明生態系統沒有得到足夠的投資，或者現有資源沒有得到儘可能有效的利用。許多這些國家在高度複雜的生物技術領域引領了創新，因此它們有理由對授予敏感智慧財產的使用權持謹慎態度。俄羅斯是在該支柱得分最高的國家，該國的受訪者認爲俄羅斯的生態系統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

指數中有呈現一些積極的跡象。三分之二的高階主管 (66%) 表示，他們國家的研發生態系統對新冠肺炎的反應良好，這反映了研發爲抗擊這一流行病在各大洲所做的巨大努力。大多數高階主管認爲，他們國家的製藥和生物製藥組織的能力是世界上最好的，這突出了他們對傑出組織的信心。

但該指數得到的情況很清楚：該行業太不願意合作，以確保其生態系統作爲一個統一的整體繁榮發展，而世界上許多高收入國家都沒有達到應有的水準。其實不必這樣。

無錫藥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國合同開發和製造組織 (CDMO)，在開發過程的各個方面充當橋樑，幫助連接整個生態系統，以確保有效和高效的藥物交付。

「我們建立的每一種關係都非常具有戰略性。」無錫藥明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長陳智勝 (Chris Chen) 博士說。「我們的商業模式是，當一家公司對一種藥物有想法時，我們開始與他們合作，然後當他們需要批次生產時，我們依仍然幫助他們，當產品到達週期的終點時，我們依然作爲他們的合作伙伴。」

例如，2020 年 4 月，製藥巨擘 GSK 向 Vir Biotechnology 投資 2.5 億美元，作爲加速新冠抗體進入臨牀試驗的合作努力的一部分，該公司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它展示了聯合方法如何真正支援藥物開發，同時透過允許合作伙伴之間建立信任來促進長期更密切的關係。

Roberto Gradnik 也認爲，合作能讓整個行業變得更好。作爲專注於泌尿生殖系統和腎臟疾病的製藥新創公司 Ixaltis 的首席執行長，他的公司需要能夠與高級專家合作。例如，隨著全球指導方針更加一致，他表示，公司有足夠的機會開展跨國發展計劃，加快時間表，同時允許公司採納更多專家的專業知識。

「甚至中國和 FDA（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也在更密切地合作。」他說。

這種合作的好處將變得更加明顯。「我們相信合作伙伴關係，因爲它們可以幫助你更快地成長，可以分擔風險和回報。」Biocon 執行主席 Kiran Mazumdar-Shaw 說。「我認爲，對於一家規模較小的公司來說，投資需求得到了分享，這有助於你更快地成長。」舉例來說，Mazumdar-Shaw 指出，Biocon 與其印度總部以外的夥伴關係，例如德國製藥公司 Sand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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