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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界董事長王玥:投資人要堅持做「艱難但正確」的事

貫穿2020年全年的新冠疫情,催生了大量傳統企業、傳統業務的轉型需求以及對創新人才的渴望。然而,隨著科技行業在疫情中異軍突起,中國國內的大量優質人才和資源愈發向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等一線城市聚集,而坐落於這些城市以外的企業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創新高地的資源?

近日,FT中文網在位於北京東外56號院連界創新(839190)打造的首個連界·創新飛地對連界董事長王玥進行了專訪,聽他詳細闡釋了創新飛地概念的緣起和營運模式。同時,身為多家頂級基金背後母基金的發起人和近50家高成長創新公司的投資人,王玥還在採訪中分享了他對驅動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科技與消費的新銳洞察。

在王玥看來,創新的真正驅動力是實業家和科學家,所以投資人一定要關注佔據「關鍵生態位」的底層原料和技術,研發進程或許非常艱難,但投資人如果能克服資本的逐利本性,實業家和科學家所取得的成果一定能夠實現長期價值的提升。

以下為部分採訪實錄

FT中文網:最近幾天,北京出現零星散發疫情,部分公司再度提醒員工準備在家辦公。其實,無論是年初國內疫情嚴重時期全國範圍內的「居家辦公」試驗,還是矽谷企業紛紛宣布允許員工無限期在家辦公或者給員工辦理WeWork等聯合辦公空間的會員卡,圍繞辦公模式和工作場所的討論已經持續了一年。連界在提出「創新飛地」概念,並將其打造成為現實的過程中,是否對這種辦公場所「去中心化」的現象有所預見?是否受到了聯合辦公空間的影響?

王玥:「創新飛地」這個概念與聯合辦公、分散式辦公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想要實現國外所謂的「靈活辦公」模式,需要有兩個根本前提:第一是勞動力要有足夠多的知識儲備和能夠自律、獨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和精神;第二則是社會的組織管理形式和文化背景要尊重並允許個人有充分發揮的空間。我個人認為,當今的中國在這兩方面相比西方來說還是相對薄弱的,所以我們可能還是更能接受和推崇集中式的,能夠及時響應重大事件的管理模式。隨便問一個中國老闆,他肯定是希望員工能夠集中在一起,這與我們中國文化中最底層的邏輯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

FT中文網:既然如此,您常常建議企業,甚至是政府部門建立「創新飛地」的原因在哪裡?

王玥:首先,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創新已經從Copy to China的創新1.0階段,進階到Innovation from China的創新2.0階段,也就是會孕育出更多本土化創新。不光是傳統行業,就連BAT大型科技企業,也需要找到「第二增長點」,孵化出新業務。但是新業務和傳統業務通常有著不同的基因,把需要創意的人和按部就班做事人還在一起工作,其實是一件挺彆扭的事情。

其次,在我看來,把新業務和傳統業務分開並不是壞事。雖然對中國企業來說,集中式管理是有優勢的,但是這種模式在驅動企業創新方面也有不足,因為新業務的開拓是需要與既得利益者保持距離的,所以新業務就應該離傳統業務,包括離大老闆遠一些。曾經有一名在大型企業供職的朋友說,他們的董事長特别重視創新,把負責新業務的團隊全都安排在董事長辦公室的下一層辦公。我就開玩笑讓他把團隊搬走。因為公司領導離得那麼近,沒事就下樓來看看,新業務團隊其實是其實很壓抑的,反而容易好心辦壞事。

第三,新業務永遠是跟著創新人才走的。根據我們的觀察,在二三線城市,有數量眾多的傳統企業需要業務創新,雖然這些企業有包括投資、股權、獨立上市在內一整套創新激勵機制,但是終歸創新這件事還是需要人來乾的。近幾年很多城市都在搞「搶人大戰」,但是真正有多少創新人才離開北上深杭去了二三線城市?所以我們才提出在一線城市打造「創新飛地」,把新業務這一塊所需要的人力放在北京,來反哺那些總部位於二三線城市,但是有著迫切創新需求的企業。

最後是營運層面的原因。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拿地建樓,哪怕就算是租個樓建個第二總部、創新中心都很難承受得起。但是如果有一個第三方做的獨立空間,就像北京東外56號院這樣,來服務這些想轉型、想創新的公司,就能極大地降低他們的門檻。

圖:連界董事長王玥

FT中文網:所以企業或者政府的人才觀念是否也會隨之變化?

王玥:當然。經過這幾年對所謂「逃離北上廣」的追蹤,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偽命題」,真正頂尖的人,即便去到二三線城市,過了很輕鬆愉快的幾個月,也終究會回到一線城市,雖然會很辛苦,但是他根本無法逃離這裡所聚集的資源。有些城市發出豪言,一年要招來多少個清華北大的博士,但這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要轉變的個理念就是:創新人才不一定要為我所有,但要為我所用。人可以繼續在北京工作、生活、奮鬥,但是他所做出的成果最終反哺到二三線城市,反哺給企業總部,就足夠了。

我可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溫州人。數百萬溫州人在中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經商,這些人遍及全球,卻把資源給整合回溫州,造就了溫州發達的市場經濟。溫州市政府也沒有說讓溫州人都回家來做招商引資,對吧?因為你能用到這個人比你把他放在身邊要更有價值得多。

FT中文網:那具體到創新的領域,近年來中美科技脫鉤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外部打壓也不會停止,在這樣的背景下,您在投資初創企業時的關注點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王玥:就像房地產投資里「位置」是最重要的因素一樣,連界啟辰資本在科技方面的投資一直都在找所謂的「生態位」或者說「關鍵點」,即行業底層原料或者底層技術。比方說,5G時代已經到來了,所有的5G設備天線上,都需要包上一個LCP(液晶聚合物)薄膜。這個材料本來只掌握在日本公司手裡,但是我們發現並投資了一家早幾年前就通過合資和本土化引進了這項技術的公司。所以未來如果外部環境繼續惡化,日本對這個技術實行出口限制,那這家企業就會憑藉進口替代成為隱形冠軍,這個東西我所說的行業里的底層原料。

再來說底層技術。未來所有的互聯網都會升級成由足夠多的衛星串聯構成的「太空互聯網」,這就要求發射衛星的成本要越來越低才行。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研究出了回收火箭,重複利用的技術。但美國把火箭發射上去再收回來後要把火箭「擦洗」後再次發射,「擦洗」一次的成本是400萬美金,而我們投資的企業天兵科技只需要不到150萬美金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行業所稀缺的底層技術。

FT中文網:很多投資人都在講中國消費的潛力,但數據顯示,今年中國經濟能夠實現快速復甦,依然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在就業形勢和居民收入不確定性依然很大的今天,您認為消費領域還能產生有價值的「新物種」嗎?

王玥:今年實體經濟和就業所遭遇的衝擊確實非常大,而且明年如果政府的扶持政策無法持續的話,情況會更艱難。所以我覺得消費驅動增長所面臨的挑戰還是很大的。但是中國好就好在我們促進消費有以下幾個優勢:一是在線支付、物流等基礎設施的建構已經比較完備了;二是互聯網讓下沉市場有了更多的商品選擇機會,坐在村裡依然能夠消費只在一二線城市提供的品類;三是新一代的年輕人——00後——很多人是沒有買房壓力的,要麼家裡已經給買好了房子,要麼是反正也買不起的,這部分人的消費潛力應該是能夠激發出來的。所以我相信,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消費市場未來一定能產生出一批跨越種族和文化差異的世界級品牌。

具體到連界本身,我們在消費領域的投資主要圍繞健康和美這兩個主題。疫情讓大家對健康非常重視,人們的意識已經不是有病才去治,而是「現在就要治未來的病」,就是願意花錢消費來提升免疫力,保持健康體魄,這將成為中國人越來越大的一塊支出。另外就是人們對美的需求驅動我們投資了一家製造「美瞳眼鏡」的企業,因為現在很多年輕人要工作,可能業餘時間開個直播,晚上再去參加個聚會,都希望自己看上去是不一樣的,所以可以換顏色的美瞳,就能夠滿足這種需求。

FT中文網:除了您提到的底層原料、底層技術和消費品類,連界北京東外56號院園區里還引進了很多文化企業,是因為對文化消費也有很強的預期嗎?

王玥:實際上,如果我把園區里的由新書店,改成辦公空間,收房租肯定比賣書賣茶賣咖啡更掙錢,但是連界有幾個理念,一個理念是邊緣。我此前給一家網約車平台做過諮詢,可這家公司說我們就把網約車做好就行了。但其實滴滴已經在這個領域佔據了最大份額,把網約車做成傳統業務了,未來的創新肯定會出現在主業之外的無人駕駛等等邊緣領域。文化產業相對於科技產業都是邊緣的存在,會給其他行業帶來影響。另一個理念是跨界,我們相信跨界一定會帶來創新,科技企業、初創企業與文化企業在這樣一個空間里交叉互動,肯定能夠催生出諸多變量。

FT中文網:由連界創新主辦的IN3產業創新大會將於2021年1月16日登場,在新的一年裡,您想給業界傳遞出什麼樣的訊息?

王玥:我們主要想傳遞的訊息就是要堅持做那些艱難但正確的事情。在這次的大會上,很多發言嘉賓都是某項技術上堅持長期投入的。就拿我剛才提到的底層材料、底層技術來說,這些項目的研發都不會因為發生了新冠疫情或者貿易戰、科技戰這種突發事件就暫停了,或許會有一些影響,但長期來看這些項目的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然後,我們還想讓外界知道的是,創新還是要多靠實業家和科學家。資本的確能夠幫助到創新,但是資本也有逐利的本性,很多基金背後的金主真的會要求投資人多長時間就要賺多少倍。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腳踏實地做實業還有做研究的人,才能保障投資人不只投故事,投概念,最終投出一個充滿泡沫的PPT公司。底層原料和技術的研發進程或許非常艱難,但投資人如果能克服逐利屬性,一定能夠實現長期價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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