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把【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作为“金融集体主义”的内涵定义。这让我想到中国经济理论平台上一直存在着对于银行利润过高,认为是银行利用垄断行为挤占了其他行业利润的批判现象。
很显然,这个现象与作者对【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的表述是相反的。因为,如果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中国特有的【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这种“金融集体主义”现象,那么在经济理论平台上,就不应该存在连续多年以来,批判银行利润过高的强烈声音。
所以,作者自创的这个“金融集体主义”概念,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是经不起质疑的虚假概念。
事实上,作者也并不是要认真推出一个新的概念,而只是为了用一个新的词语,批判中国政府的市场行为。他在对【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现象的描述是: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债务危机往往是在某个债务链的薄弱环节爆发,然后通过影响资金市场和经济增长,传导到别的部门,从而可能造成系统性的债务通缩。 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恰恰可以把债务薄弱部门的漏洞给堵上。例如,有两个上下游行业,下游暴利,上游巨亏,即便总的利润水平较高,这个经济的债务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政府通过限制巨亏行业的供给,让两个行业都变成微利,那么总体的债务风险反倒是降低了。】
总体的债务风险降低了有什么不好呢?据说:
【它的风险在于,这种稳定机制牺牲了整体经济效率,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下,债务问题会积累到难以持续的程度。由于经济效率不高,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自然会依靠投资,依靠举债。例如,近些年社会融资总量和新增名义GDP的比值不断攀升,最近几年都保持在3以上。这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债务的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重新调整收入分配,以增强薄弱环节的偿债能力。而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这进一步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这就违背事实与逻辑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这一点作者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从西方经济理论教条出发解释不通。于是他就要找出中国经济的危机所在。今天中国经济表现好没办法否认了,就只好想办法找出其中存在的未来风险。
应该说,中国经济确实存在风险。不但今天存在风险,过去的风险当然更加严重——否则,“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不可能持续几十年到今天才逐渐有所弱下去。当然,作者的这篇文章依然在力图证明,中国的崩溃将不可避免——今天看似不错的经济发展,孕育了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崩溃岂不就更加难以避免了吗?
只不过,作者的文章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与逻辑之上的,因此也必然是会被证明错误的。
上面说过了,同样是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用对中国银行业利润“过大”现象的指责,通过数据证明了,不存在作者所杜撰出来的“金融集体主义”现象: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利润偏少,当然免不了有很多企业破产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使银行业的利润在全社会利润中占的比重特别大。这个事实与【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这种“金融集体主义”现象如何联系得起来呢?
更重要的是,在统一的市场环境中,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健康发展,都必须以经济竞争力够强为条件。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够强,不是因为【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
这个逻辑是不可逆的。偏偏所有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都无视这个逻辑。他们只以西方国家的经济现象作为衡量经济是否安全的标准。凡与西方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就认为不合理。即使这种“不合理”伴随的是今天表现良好,也一定为未来积累了更加严重的风险。
如今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险现象关注的最严重的是债务问题。而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远比西方国家小:
第一、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4日报道,【国际金融协会说过去十年间,包含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约合173万亿英镑),或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5%。
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加主要受公共部门债务上升的推动。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和公司开始了一段“大力去杠杆化”的阶段,在2016年之前的十年间债务增加了72万亿美元。 】
与上述数据对比,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最大估计数据,是相当于GDP的280%。这说明中国的债务风险——只要有债务,就存在债务风险,只是与其他风险相比较,是不是值得关注而已——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衡量标准——与GDP的比值,也还远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
因为全球的这个比值为325%,而中国即使达到了280%,也依然低于全球的平均值。目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缓慢,而不是债务危机。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债务危机,而在于社会资产负债规模的萎缩,也就是债务增长不够,就证明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依然不是危机临界点,那么,还明显低于这个水平的中国债务水平,当然还远未达到危机程度。
第二、西方人的宏观债务分析方法不适合用于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
首先说说西方人为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
我们从常识分析可以知道,债务风险在于偿还能力不足。而作为债务的偿还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两个:
1、债务人的盈利能力;
2、债务人的资产规模。
根据常识我们当然知道,债务人的盈利能力越强,或者对应债务的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债务风险就越小。而GDP并不代表债务人的赢利能力,也不是债务人的资产,凭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呢?
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可以用于债务的偿还保障。在逻辑上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只剩下税收一项来源。而税收的规模是与GDP的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逻辑上,如果债务与GDP的比值较小,从GDP活动中获得的税收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债务风险就比较小。至于常识中要求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了国有资产收入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通过GDP的增长实现税收的必要增加,来偿还不断增大的债务,他们也只能指望这唯一的一项偿债来源了——尽管这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
从西方国家运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债务风险一直在不断加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之所以只能用这个指标作为分析手段,是因为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而之所以会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是因为GDP活动中的税收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政府调控经济的需要,只好把国有资产卖掉了。
而没有了国有资产的西方国家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有资产的收入。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当然税收增长也就越来与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必要开支。政府债务因此也就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债务增加,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债务增长。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英国民间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宏观债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民间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当然意味着政府债务更迅猛地增长。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像中国一样,还有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并有着可观规模的国有资产收入,他们的债务规模增长绝不会这么迅速。所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而不是用负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显然更靠谱。这也应该是常识。
而今天的中国,因为有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收入,显然是可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的。
据有关部门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收入利润增速创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三季度效益增速逐月加快,分别为16.4%、17.3%、18.4%,向好趋势更加明显。9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继续稳定在66.5%,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石油石化、冶金、航空、商贸、军工等行业带息负债规模同比下降。
舍去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采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不用,却用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环境下,西方国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混淆了不同的事实区别,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错误的。
第三、中国的信贷规模膨胀速度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邪乎:
如果中国的信贷规模膨胀过快,即使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依然不很大,但是因为信贷规模膨胀过快,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债务规模过大。人们及时指出这个风险,也就是非常必要的。可是:
凤凰资讯在3月14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联储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银行贷款一年内暴跌50%》,提供这样了一组数据:
【根据美联储每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目前整体发放贷款的年化增速约为4.6%,远低于去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平均年化增速6.4%以及去年最高年化增速8%。同时,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增长的速度也创下2014年春季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以此数据分析出,美国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未必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好。
不过我引用这组数据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证明我过去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不看好的观点,而是要从中美之间的信贷数据比较上,分析一下国内市场上的财经评论人士对于中国信贷规模膨胀的批判,是不是合理。
那么,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中商情报网讯,1月12日,央行披露的1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1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1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比美国2016年的平均年化增速6.4%高出一倍。
这确实够吓人的啊?中国的信贷规模扩张速度比美国的信贷扩张速度整整高出一倍!
可是,人们之所以认定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速太快,是指的信贷增速远超GDP增速。如果这么分析的话,中国去年GDP增速为6.7%,美国为1.6%。中国的GDP增速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是不是应该反过来,从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值进行分析,得出美国的信贷增长速度超过了他的应该增长速度一倍还有多呢?
逻辑很简单:中国的信贷增长12.8%,伴随的是GDP增长6.7%。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1.91个百分点。美国的信贷增长6.4%,伴随的是GDP增长1.6%。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4个百分点。4:1.91,如果按中国的数据为标准,美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是不是比应该的速度高出一倍以上了?
从这个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不但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债务水平目前还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宏观债务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从事实与逻辑出发,我们应该的出的判断是,相对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是明显偏低的。
今天人们指责中国经济风险现象,主要集中在债务风险方面。作者之所以会提出“金融集体主义”概念,也是从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分析出发。可是从上述数据分析我们知道,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无论从绝对规模上还是相对增长速度上,都明显偏小。
作者提出“金融集体主义”概念的另一个作用,是批判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行为。这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又一个极为错误的教条:
现在通行的说法,“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参与市场。可是政府不参与市场,还能够有市场吗?
第一、没有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是没办法形成的,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资源供给行为;
第二、政府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是必须有从市场财富中分割的资源作为手段的,否则政府没办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
第三、如果政府向市场提供的资源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就会导致市场财富的减少,从而政府从市场财富中分割到的资源也会减少,政府的能力就会减弱。
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市场各方主体的关系是一样的: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资源,换取自身需要的资源,实现财富效应。不同的是,政府必须、也是唯一有能力通过照顾其他各方的市场主体利益,通过实现各方共赢达到自身的财富目的。而市场的其他各方主体,则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有这个责任。
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对于政府资源的需要程度,远大于对于其他任何一方主体的资源。所以,把“市场化”定义为政府不参与市场,逻辑上就是要取消市场。
上面是从逻辑上分析,“市场化”是一个虚假概念。从历史事实来看,以政府不参与市场为定义的“市场化”现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从古到今,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规模一直在越来越大。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今天西方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这些国家政府全面、深刻参与到市场的表现:它不但参与到为资本降低经济成本、增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活动中,还直接参与到逼迫民众扩大消费——民众如果不把手中的货币用于消费,就会遭受货币贬值的财富损失——为资本人为提供市场有效需求的行为中。
综上所述,所谓政府不参与市场的“市场化”概念 ,在逻辑上不应该存在,在事实上也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现象。因此这是一个虚假概念。他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虚假概念,目的就在于取消政府对于市场的支配能力,让市场完全在资本的支配下运行。
因为在市场上,除了政府以外,剩下的就是资本家与民众。民众当然只能是被支配的一方。于是市场就只剩下资本对于市场的支配了。
我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资本支配市场。事实上资本支配市场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对也没有用。
我只是反对一些人为了资本的利益,而人为地将政府排除在市场的主要利益关系方,为资本的特殊利益要求张目。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西方国家自从政府对市场的参与程度降低以后,他们的资本利益也在随着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而总体上逐渐萎缩。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如果市场只被某一个方面支配,经济的发展是不会好的。
前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市场是被政府单方面支配着的。结果是生产力进步的效应被资本的缺乏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不起来。当然这是当时的国际封锁环境下,生产力提高导致的产品增加,不能通过向国际市场出售,获得比国内较高的价值补偿,从而实现财富增长与资本成长,所导致的特殊现象。
今天的西方国家市场基本上是被资本支配着,原因也是经济规律决定了,国家资本必然被消耗殆尽,因此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降低了。结果是市场缺少了资本以外的有力参与者,经济本身的痼疾无法有效缓解,经济增长也就越来越缓慢,导致资本利益的增长也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政府与资本对于市场的共同支配。如果要在政府与资本之间二选一,我更倾向于政府一方。理由很简单:政府是不能离开既有市场的,他的利益关系与既有市场的好坏完全相同。因此她不会把从市场上分割到的资源用到其他的地方去。而资本却可以在不同市场任意流动,因此不会在乎特定市场的被破坏。
中国的事实也证明,当国内外环境到了必须、也可以的时候,政府会主动放弃一些对于市场的支配行为。改革开放就这么来的。而国际市场上的大量事实证明,资本只会流向利润空间较大的市场。哪个市场利润空间——基本上都是被自己的掠夺行为导致——降低了,就会流出这个市场,而不管因此会对市场造成什么破坏。
更有甚者,有的资本就是以对特定市场的破坏,导致该市场的资产价格严重下跌,然后低价掠取,作为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这不但在国际市场上如此,就是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此,“金融集体主义”概念,在逻辑与事实上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中国是个计划经济国家,说到债务,就是国家的债务。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国家)杠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非出现全民挤兑。国家(政权)是稳定的,会出现挤兑吗?
金融产业必有风险——无论集体还是个人。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欠债违约。从经济总量而言,并无大碍。债务不过是”你的消费就是我的支出,我的消费就是你的支出。”
对于欠债违约,资本主义制定了破产保护法。但是,政府欠债是无法破产的。只有赖债或重组债务。这就是美元化世贸之后,美国遇到的“金融集体主义”的风险。
集体规模大到3万亿美元,怎么办?
世行2006年在中国报告中宣布,美国对3.5万亿美元儲蓄没有办法管制。于是,特朗普和英国相继宣布退出旧的世贸协议。引起理论界一片哗然!认为美国败给了中国!其实不然。因为人民币还在美元系统中,只是要重新集结力量而已。
英美法日德正在努力集结,希望说服中国”不战而屈从美元和民主法治”,庆幸的是,已初见成效,中美战略会谈大纲通过,细节有待磨合,世界太平!!!
杞人鼓舌,无人应景。
在中国被引向崩溃论的罪名,定性过敏而禁言。
危机论和经济预言两相”风马牛不相及”地组织《中国风险之辩》专题讨论,危言耸听地警钟长鸣,结果产生”狼來了”的文不对题,真是菲人所思。
长此以往中国精英就永远名落深山了,因为文不对中国风险。
中国自加入美元系统之后不再有欠债违约危机,但是,有收不回债款的风险。世行定投资风险分为”拉美陷阱和中产危机”,就是违约赖债和追债无收的现象。中国在委内瑞拉就遇上了中产危机。只不过700亿对中国不伤原气而已。
如果违约方是美国,可能中国就崩溃了。
2008年美国上演了一场金融海嘨,吓得中国哆嗦。
美联儲实行无上限发行美元的QE3计划,解了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的软实力。
中国还没有追债和重组债务的能力,不应自立门户去投资。而应与美英法日联合共处大事和汇率。
中国正是这样开放而不改革的崛起了。
这不是什么思想和创新,而是搭便车走老路,没有风险。不值得装模作样,故弄玄虚。
印度、印尼为什么不学中国高儲蓄外汇的模式?.
因为反对党不同意高储蓄。只好走政府负债的经营模式。随时会欠债违约,投资者不信任!
两种政府的经营模式都能发展经济,不过是速度快慢问题。至于高速和中速抑或低速,各有千秋,不一而足。
重复一下,社会科学的逻辑必须政治与经济分而论之。至于政治经济是一种专制。要有美国的软实力才能行之。中国曾经有过十八个世纪的经济第一,却从來没有过全球化的兴趣。
今天与美国相争也是不懂装懂,南郭先生一下而已。
金融集体主义的风险是什么呢?是祸起萧墙,争产内斗!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中产阶级民主法治。也叫资产阶级光荣革命。中国已有五千年历史矣。何必拾人牙秽?2
风险在中国反美的民粹主义分子和情结上。危险之处在中央以此为思想指导。既所谓的"韬光养晦"。实际上中国并非如此,而是公开反美和取而代之。实属不自知之明,扰乱法治。这就是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以法治国还是以打富济贫治国,在中国没有维确认识。所以不准议政,大家在铅经济文字游戏。纯属杞人忧天毫无意义。王毅说,这是美国的事,中国不发言。
很显然,这个现象与作者对【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的表述是相反的。因为,如果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中国特有的【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这种“金融集体主义”现象,那么在经济理论平台上,就不应该存在连续多年以来,批判银行利润过高的强烈声音。
所以,作者自创的这个“金融集体主义”概念,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是经不起质疑的虚假概念。
事实上,作者也并不是要认真推出一个新的概念,而只是为了用一个新的词语,批判中国政府的市场行为。他在对【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现象的描述是: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债务危机往往是在某个债务链的薄弱环节爆发,然后通过影响资金市场和经济增长,传导到别的部门,从而可能造成系统性的债务通缩。 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恰恰可以把债务薄弱部门的漏洞给堵上。例如,有两个上下游行业,下游暴利,上游巨亏,即便总的利润水平较高,这个经济的债务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政府通过限制巨亏行业的供给,让两个行业都变成微利,那么总体的债务风险反倒是降低了。】
总体的债务风险降低了有什么不好呢?据说:
【它的风险在于,这种稳定机制牺牲了整体经济效率,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下,债务问题会积累到难以持续的程度。由于经济效率不高,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自然会依靠投资,依靠举债。例如,近些年社会融资总量和新增名义GDP的比值不断攀升,最近几年都保持在3以上。这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债务的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重新调整收入分配,以增强薄弱环节的偿债能力。而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这进一步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这就违背事实与逻辑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这一点作者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从西方经济理论教条出发解释不通。于是他就要找出中国经济的危机所在。今天中国经济表现好没办法否认了,就只好想办法找出其中存在的未来风险。
应该说,中国经济确实存在风险。不但今天存在风险,过去的风险当然更加严重——否则,“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不可能持续几十年到今天才逐渐有所弱下去。当然,作者的这篇文章依然在力图证明,中国的崩溃将不可避免——今天看似不错的经济发展,孕育了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崩溃岂不就更加难以避免了吗?
只不过,作者的文章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与逻辑之上的,因此也必然是会被证明错误的。
上面说过了,同样是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用对中国银行业利润“过大”现象的指责,通过数据证明了,不存在作者所杜撰出来的“金融集体主义”现象: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利润偏少,当然免不了有很多企业破产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使银行业的利润在全社会利润中占的比重特别大。这个事实与【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这种“金融集体主义”现象如何联系得起来呢?
更重要的是,在统一的市场环境中,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健康发展,都必须以经济竞争力够强为条件。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够强,不是因为【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
这个逻辑是不可逆的。偏偏所有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都无视这个逻辑。他们只以西方国家的经济现象作为衡量经济是否安全的标准。凡与西方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就认为不合理。即使这种“不合理”伴随的是今天表现良好,也一定为未来积累了更加严重的风险。
如今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险现象关注的最严重的是债务问题。而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远比西方国家小:
第一、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4日报道,【国际金融协会说过去十年间,包含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约合173万亿英镑),或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5%。
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加主要受公共部门债务上升的推动。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和公司开始了一段“大力去杠杆化”的阶段,在2016年之前的十年间债务增加了72万亿美元。 】
与上述数据对比,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最大估计数据,是相当于GDP的280%。这说明中国的债务风险——只要有债务,就存在债务风险,只是与其他风险相比较,是不是值得关注而已——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衡量标准——与GDP的比值,也还远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
因为全球的这个比值为325%,而中国即使达到了280%,也依然低于全球的平均值。目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缓慢,而不是债务危机。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债务危机,而在于社会资产负债规模的萎缩,也就是债务增长不够,就证明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依然不是危机临界点,那么,还明显低于这个水平的中国债务水平,当然还远未达到危机程度。
第二、西方人的宏观债务分析方法不适合用于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
首先说说西方人为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
我们从常识分析可以知道,债务风险在于偿还能力不足。而作为债务的偿还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两个:
1、债务人的盈利能力;
2、债务人的资产规模。
根据常识我们当然知道,债务人的盈利能力越强,或者对应债务的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债务风险就越小。而GDP并不代表债务人的赢利能力,也不是债务人的资产,凭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呢?
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可以用于债务的偿还保障。在逻辑上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只剩下税收一项来源。而税收的规模是与GDP的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逻辑上,如果债务与GDP的比值较小,从GDP活动中获得的税收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债务风险就比较小。至于常识中要求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了国有资产收入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通过GDP的增长实现税收的必要增加,来偿还不断增大的债务,他们也只能指望这唯一的一项偿债来源了——尽管这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
从西方国家运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债务风险一直在不断加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之所以只能用这个指标作为分析手段,是因为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而之所以会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是因为GDP活动中的税收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政府调控经济的需要,只好把国有资产卖掉了。
而没有了国有资产的西方国家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有资产的收入。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当然税收增长也就越来与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必要开支。政府债务因此也就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债务增加,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债务增长。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英国民间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宏观债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民间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当然意味着政府债务更迅猛地增长。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像中国一样,还有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并有着可观规模的国有资产收入,他们的债务规模增长绝不会这么迅速。所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而不是用负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显然更靠谱。这也应该是常识。
而今天的中国,因为有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收入,显然是可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的。
据有关部门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收入利润增速创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三季度效益增速逐月加快,分别为16.4%、17.3%、18.4%,向好趋势更加明显。9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继续稳定在66.5%,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石油石化、冶金、航空、商贸、军工等行业带息负债规模同比下降。
舍去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采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不用,却用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环境下,西方国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混淆了不同的事实区别,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错误的。
第三、中国的信贷规模膨胀速度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邪乎:
如果中国的信贷规模膨胀过快,即使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依然不很大,但是因为信贷规模膨胀过快,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债务规模过大。人们及时指出这个风险,也就是非常必要的。可是:
凤凰资讯在3月14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联储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银行贷款一年内暴跌50%》,提供这样了一组数据:
【根据美联储每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目前整体发放贷款的年化增速约为4.6%,远低于去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平均年化增速6.4%以及去年最高年化增速8%。同时,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增长的速度也创下2014年春季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以此数据分析出,美国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未必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好。
不过我引用这组数据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证明我过去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不看好的观点,而是要从中美之间的信贷数据比较上,分析一下国内市场上的财经评论人士对于中国信贷规模膨胀的批判,是不是合理。
那么,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中商情报网讯,1月12日,央行披露的1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1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1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比美国2016年的平均年化增速6.4%高出一倍。
这确实够吓人的啊?中国的信贷规模扩张速度比美国的信贷扩张速度整整高出一倍!
可是,人们之所以认定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速太快,是指的信贷增速远超GDP增速。如果这么分析的话,中国去年GDP增速为6.7%,美国为1.6%。中国的GDP增速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是不是应该反过来,从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值进行分析,得出美国的信贷增长速度超过了他的应该增长速度一倍还有多呢?
逻辑很简单:中国的信贷增长12.8%,伴随的是GDP增长6.7%。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1.91个百分点。美国的信贷增长6.4%,伴随的是GDP增长1.6%。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4个百分点。4:1.91,如果按中国的数据为标准,美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是不是比应该的速度高出一倍以上了?
从这个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不但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债务水平目前还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宏观债务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从事实与逻辑出发,我们应该的出的判断是,相对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是明显偏低的。
今天人们指责中国经济风险现象,主要集中在债务风险方面。作者之所以会提出“金融集体主义”概念,也是从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分析出发。可是从上述数据分析我们知道,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无论从绝对规模上还是相对增长速度上,都明显偏小。
作者提出“金融集体主义”概念的另一个作用,是批判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行为。这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又一个极为错误的教条:
现在通行的说法,“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参与市场。可是政府不参与市场,还能够有市场吗?
第一、没有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是没办法形成的,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资源供给行为;
第二、政府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是必须有从市场财富中分割的资源作为手段的,否则政府没办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
第三、如果政府向市场提供的资源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就会导致市场财富的减少,从而政府从市场财富中分割到的资源也会减少,政府的能力就会减弱。
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市场各方主体的关系是一样的: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资源,换取自身需要的资源,实现财富效应。不同的是,政府必须、也是唯一有能力通过照顾其他各方的市场主体利益,通过实现各方共赢达到自身的财富目的。而市场的其他各方主体,则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有这个责任。
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对于政府资源的需要程度,远大于对于其他任何一方主体的资源。所以,把“市场化”定义为政府不参与市场,逻辑上就是要取消市场。
上面是从逻辑上分析,“市场化”是一个虚假概念。从历史事实来看,以政府不参与市场为定义的“市场化”现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从古到今,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规模一直在越来越大。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今天西方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这些国家政府全面、深刻参与到市场的表现:它不但参与到为资本降低经济成本、增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活动中,还直接参与到逼迫民众扩大消费——民众如果不把手中的货币用于消费,就会遭受货币贬值的财富损失——为资本人为提供市场有效需求的行为中。
综上所述,所谓政府不参与市场的“市场化”概念 ,在逻辑上不应该存在,在事实上也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现象。因此这是一个虚假概念。他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虚假概念,目的就在于取消政府对于市场的支配能力,让市场完全在资本的支配下运行。
因为在市场上,除了政府以外,剩下的就是资本家与民众。民众当然只能是被支配的一方。于是市场就只剩下资本对于市场的支配了。
我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资本支配市场。事实上资本支配市场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对也没有用。
我只是反对一些人为了资本的利益,而人为地将政府排除在市场的主要利益关系方,为资本的特殊利益要求张目。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西方国家自从政府对市场的参与程度降低以后,他们的资本利益也在随着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而总体上逐渐萎缩。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如果市场只被某一个方面支配,经济的发展是不会好的。
前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市场是被政府单方面支配着的。结果是生产力进步的效应被资本的缺乏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不起来。当然这是当时的国际封锁环境下,生产力提高导致的产品增加,不能通过向国际市场出售,获得比国内较高的价值补偿,从而实现财富增长与资本成长,所导致的特殊现象。
今天的西方国家市场基本上是被资本支配着,原因也是经济规律决定了,国家资本必然被消耗殆尽,因此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降低了。结果是市场缺少了资本以外的有力参与者,经济本身的痼疾无法有效缓解,经济增长也就越来越缓慢,导致资本利益的增长也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政府与资本对于市场的共同支配。如果要在政府与资本之间二选一,我更倾向于政府一方。理由很简单:政府是不能离开既有市场的,他的利益关系与既有市场的好坏完全相同。因此她不会把从市场上分割到的资源用到其他的地方去。而资本却可以在不同市场任意流动,因此不会在乎特定市场的被破坏。
中国的事实也证明,当国内外环境到了必须、也可以的时候,政府会主动放弃一些对于市场的支配行为。改革开放就这么来的。而国际市场上的大量事实证明,资本只会流向利润空间较大的市场。哪个市场利润空间——基本上都是被自己的掠夺行为导致——降低了,就会流出这个市场,而不管因此会对市场造成什么破坏。
更有甚者,有的资本就是以对特定市场的破坏,导致该市场的资产价格严重下跌,然后低价掠取,作为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这不但在国际市场上如此,就是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此,“金融集体主义”概念,在逻辑与事实上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作者把【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作为“金融集体主义”的内涵定义。这让我想到中国经济理论平台上一直存在着对于银行利润过高,认为是银行利用垄断行为挤占了其他行业利润的批判现象。
很显然,这个现象与作者对【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的表述是相反的。因为,如果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中国特有的【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这种“金融集体主义”现象,那么在经济理论平台上,就不应该存在连续多年以来,批判银行利润过高的强烈声音。
所以,作者自创的这个“金融集体主义”概念,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是经不起质疑的虚假概念。
事实上,作者也并不是要认真推出一个新的概念,而只是为了用一个新的词语,批判中国政府的市场行为。他在对【中国特有的“金融集体主义”机制】现象的描述是:
【从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债务危机往往是在某个债务链的薄弱环节爆发,然后通过影响资金市场和经济增长,传导到别的部门,从而可能造成系统性的债务通缩。 政府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恰恰可以把债务薄弱部门的漏洞给堵上。例如,有两个上下游行业,下游暴利,上游巨亏,即便总的利润水平较高,这个经济的债务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政府通过限制巨亏行业的供给,让两个行业都变成微利,那么总体的债务风险反倒是降低了。】
总体的债务风险降低了有什么不好呢?据说:
【它的风险在于,这种稳定机制牺牲了整体经济效率,在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下,债务问题会积累到难以持续的程度。由于经济效率不高,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自然会依靠投资,依靠举债。例如,近些年社会融资总量和新增名义GDP的比值不断攀升,最近几年都保持在3以上。这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债务的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重新调整收入分配,以增强薄弱环节的偿债能力。而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这进一步降低整体经济效率。】
这就违背事实与逻辑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这一点作者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从西方经济理论教条出发解释不通。于是他就要找出中国经济的危机所在。今天中国经济表现好没办法否认了,就只好想办法找出其中存在的未来风险。
应该说,中国经济确实存在风险。不但今天存在风险,过去的风险当然更加严重——否则,“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不可能持续几十年到今天才逐渐有所弱下去。当然,作者的这篇文章依然在力图证明,中国的崩溃将不可避免——今天看似不错的经济发展,孕育了未来更加严重的危机,崩溃岂不就更加难以避免了吗?
只不过,作者的文章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与逻辑之上的,因此也必然是会被证明错误的。
上面说过了,同样是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用对中国银行业利润“过大”现象的指责,通过数据证明了,不存在作者所杜撰出来的“金融集体主义”现象: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利润偏少,当然免不了有很多企业破产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使银行业的利润在全社会利润中占的比重特别大。这个事实与【行业间、企业和银行之间“均贫富”的机制】这种“金融集体主义”现象如何联系得起来呢?
更重要的是,在统一的市场环境中,任何经济体的经济健康发展,都必须以经济竞争力够强为条件。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够强,不是因为【由于“金融集体主义”机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受到保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充分】。
这个逻辑是不可逆的。偏偏所有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都无视这个逻辑。他们只以西方国家的经济现象作为衡量经济是否安全的标准。凡与西方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就认为不合理。即使这种“不合理”伴随的是今天表现良好,也一定为未来积累了更加严重的风险。
如今对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风险现象关注的最严重的是债务问题。而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远比西方国家小:
第一、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4日报道,【国际金融协会说过去十年间,包含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70多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215万亿美元(约合173万亿英镑),或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5%。
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加主要受公共部门债务上升的推动。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之后的十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和公司开始了一段“大力去杠杆化”的阶段,在2016年之前的十年间债务增加了72万亿美元。 】
与上述数据对比,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最大估计数据,是相当于GDP的280%。这说明中国的债务风险——只要有债务,就存在债务风险,只是与其他风险相比较,是不是值得关注而已——即使按照西方人的衡量标准——与GDP的比值,也还远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
因为全球的这个比值为325%,而中国即使达到了280%,也依然低于全球的平均值。目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缓慢,而不是债务危机。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债务危机,而在于社会资产负债规模的萎缩,也就是债务增长不够,就证明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依然不是危机临界点,那么,还明显低于这个水平的中国债务水平,当然还远未达到危机程度。
第二、西方人的宏观债务分析方法不适合用于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
首先说说西方人为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
我们从常识分析可以知道,债务风险在于偿还能力不足。而作为债务的偿还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两个:
1、债务人的盈利能力;
2、债务人的资产规模。
根据常识我们当然知道,债务人的盈利能力越强,或者对应债务的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债务风险就越小。而GDP并不代表债务人的赢利能力,也不是债务人的资产,凭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呢?
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可以用于债务的偿还保障。在逻辑上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只剩下税收一项来源。而税收的规模是与GDP的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逻辑上,如果债务与GDP的比值较小,从GDP活动中获得的税收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债务风险就比较小。至于常识中要求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了国有资产收入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通过GDP的增长实现税收的必要增加,来偿还不断增大的债务,他们也只能指望这唯一的一项偿债来源了——尽管这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
从西方国家运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债务风险一直在不断加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之所以只能用这个指标作为分析手段,是因为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而之所以会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是因为GDP活动中的税收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政府调控经济的需要,只好把国有资产卖掉了。
而没有了国有资产的西方国家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有资产的收入。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当然税收增长也就越来与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必要开支。政府债务因此也就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债务增加,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债务增长。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英国民间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宏观债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民间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当然意味着政府债务更迅猛地增长。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像中国一样,还有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并有着可观规模的国有资产收入,他们的债务规模增长绝不会这么迅速。所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而不是用负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显然更靠谱。这也应该是常识。
而今天的中国,因为有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收入,显然是可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的。
据有关部门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收入利润增速创2012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三季度效益增速逐月加快,分别为16.4%、17.3%、18.4%,向好趋势更加明显。9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继续稳定在66.5%,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石油石化、冶金、航空、商贸、军工等行业带息负债规模同比下降。
舍去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采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不用,却用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环境下,西方国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混淆了不同的事实区别,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错误的。
第三、中国的信贷规模膨胀速度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邪乎:
如果中国的信贷规模膨胀过快,即使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依然不很大,但是因为信贷规模膨胀过快,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债务规模过大。人们及时指出这个风险,也就是非常必要的。可是:
凤凰资讯在3月14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联储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银行贷款一年内暴跌50%》,提供这样了一组数据:
【根据美联储每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商业银行目前整体发放贷款的年化增速约为4.6%,远低于去年美国商业银行贷款平均年化增速6.4%以及去年最高年化增速8%。同时,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增长的速度也创下2014年春季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以此数据分析出,美国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未必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好。
不过我引用这组数据的目的,倒不是为了证明我过去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不看好的观点,而是要从中美之间的信贷数据比较上,分析一下国内市场上的财经评论人士对于中国信贷规模膨胀的批判,是不是合理。
那么,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中商情报网讯,1月12日,央行披露的1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12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1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比美国2016年的平均年化增速6.4%高出一倍。
这确实够吓人的啊?中国的信贷规模扩张速度比美国的信贷扩张速度整整高出一倍!
可是,人们之所以认定中国的信贷规模增速太快,是指的信贷增速远超GDP增速。如果这么分析的话,中国去年GDP增速为6.7%,美国为1.6%。中国的GDP增速是美国的4倍多。那么是不是应该反过来,从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值进行分析,得出美国的信贷增长速度超过了他的应该增长速度一倍还有多呢?
逻辑很简单:中国的信贷增长12.8%,伴随的是GDP增长6.7%。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1.91个百分点。美国的信贷增长6.4%,伴随的是GDP增长1.6%。也就是平均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伴随的是信贷规模增长4个百分点。4:1.91,如果按中国的数据为标准,美国的信贷规模增长是不是比应该的速度高出一倍以上了?
从这个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不但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债务水平目前还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宏观债务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从事实与逻辑出发,我们应该的出的判断是,相对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是明显偏低的。
今天人们指责中国经济风险现象,主要集中在债务风险方面。作者之所以会提出“金融集体主义”概念,也是从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分析出发。可是从上述数据分析我们知道,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经济中的债务风险,无论从绝对规模上还是相对增长速度上,都明显偏小。
作者提出“金融集体主义”概念的另一个作用,是批判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行为。这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又一个极为错误的教条:
现在通行的说法,“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参与市场。可是政府不参与市场,还能够有市场吗?
第一、没有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是没办法形成的,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资源供给行为;
第二、政府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是必须有从市场财富中分割的资源作为手段的,否则政府没办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
第三、如果政府向市场提供的资源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就会导致市场财富的减少,从而政府从市场财富中分割到的资源也会减少,政府的能力就会减弱。
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市场各方主体的关系是一样的: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资源,换取自身需要的资源,实现财富效应。不同的是,政府必须、也是唯一有能力通过照顾其他各方的市场主体利益,通过实现各方共赢达到自身的财富目的。而市场的其他各方主体,则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有这个责任。
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对于政府资源的需要程度,远大于对于其他任何一方主体的资源。所以,把“市场化”定义为政府不参与市场,逻辑上就是要取消市场。
上面是从逻辑上分析,“市场化”是一个虚假概念。从历史事实来看,以政府不参与市场为定义的“市场化”现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从古到今,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规模一直在越来越大。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今天西方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这些国家政府全面、深刻参与到市场的表现:它不但参与到为资本降低经济成本、增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活动中,还直接参与到逼迫民众扩大消费——民众如果不把手中的货币用于消费,就会遭受货币贬值的财富损失——为资本人为提供市场有效需求的行为中。
综上所述,所谓政府不参与市场的“市场化”概念 ,在逻辑上不应该存在,在事实上也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现象。因此这是一个虚假概念。他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个虚假概念,目的就在于取消政府对于市场的支配能力,让市场完全在资本的支配下运行。
因为在市场上,除了政府以外,剩下的就是资本家与民众。民众当然只能是被支配的一方。于是市场就只剩下资本对于市场的支配了。
我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资本支配市场。事实上资本支配市场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对也没有用。
我只是反对一些人为了资本的利益,而人为地将政府排除在市场的主要利益关系方,为资本的特殊利益要求张目。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西方国家自从政府对市场的参与程度降低以后,他们的资本利益也在随着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而总体上逐渐萎缩。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如果市场只被某一个方面支配,经济的发展是不会好的。
前苏联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市场是被政府单方面支配着的。结果是生产力进步的效应被资本的缺乏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不起来。当然这是当时的国际封锁环境下,生产力提高导致的产品增加,不能通过向国际市场出售,获得比国内较高的价值补偿,从而实现财富增长与资本成长,所导致的特殊现象。
今天的西方国家市场基本上是被资本支配着,原因也是经济规律决定了,国家资本必然被消耗殆尽,因此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降低了。结果是市场缺少了资本以外的有力参与者,经济本身的痼疾无法有效缓解,经济增长也就越来越缓慢,导致资本利益的增长也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政府与资本对于市场的共同支配。如果要在政府与资本之间二选一,我更倾向于政府一方。理由很简单:政府是不能离开既有市场的,他的利益关系与既有市场的好坏完全相同。因此她不会把从市场上分割到的资源用到其他的地方去。而资本却可以在不同市场任意流动,因此不会在乎特定市场的被破坏。
中国的事实也证明,当国内外环境到了必须、也可以的时候,政府会主动放弃一些对于市场的支配行为。改革开放就这么来的。而国际市场上的大量事实证明,资本只会流向利润空间较大的市场。哪个市场利润空间——基本上都是被自己的掠夺行为导致——降低了,就会流出这个市场,而不管因此会对市场造成什么破坏。
更有甚者,有的资本就是以对特定市场的破坏,导致该市场的资产价格严重下跌,然后低价掠取,作为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这不但在国际市场上如此,就是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此,“金融集体主义”概念,在逻辑与事实上就是一个无稽之谈。